美國總統川普、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俄羅斯總統蒲亭,預計在深圳舉行APEC期間罕見的三邊會晤。外界將其與1945年雅爾達會議相比,但三方並非共享單一勝利目標的戰時同盟,也未共同掌控可供分配的戰利品,因此更像各取所需的政治舞台。
北京將峰會包裝為促進和平穩定、維護供應鏈的重要場合,並在川普關稅與美國科技限制升高之際,反對單邊主義及保護主義。川普則希望在共和黨中期選舉挫敗後,重建「交易者」與全球核心領袖形象;蒲亭則藉與中美同席,反駁俄羅斯遭國際孤立的說法。
會後最可能產生的,是象徵性宣言、有限合作意願及核風險降溫措施。核軍控尤其難有實質突破:中國估有約600枚核彈頭,美俄分別約3,700與4,400枚;北京拒絕承擔對等限制,且其核彈頭數量自2020年以來約增為三倍。
這場三邊峰會確實是一場多層次利益角力,但三方的真正需求並不一致,導致政治象徵遠大於協議內容。中國的核心目標,是藉同時接待美國與俄羅斯,向國內證明北京仍具備大國外交能力,並為明年中共二十大及習近平可能爭取第四任期累積國際資本。這場會議若能在烏克蘭、伊朗或經貿議題上顯示調解影響力,便可部分抵銷房地產低迷、消費轉弱、人口結構惡化與出口摩擦帶來的壓力。
雅爾達會議之所以改變世界,是因為戰時同盟擁有共同的軍事勝利目標、可共同分配的秩序成果,以及相對明確的權力分配;深圳會晤並不具備這些條件。它更像三個彼此戒備的強權,利用同一張照片塑造不同的國內與國際敘事,不宜直接視為新世界秩序的開端。
另一項關鍵變數是中國內部權力週期。若明年黨大會前的經濟與外交壓力升高,北京可能更重視可控的戰略成果,而願意在氣候、AI風險或伊核議題先行合作。反之,若出口與內需持續疲弱,習近平可能更偏向以強硬姿態凝聚民族主義共識,限縮對美讓步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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