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第16屆國家生物多樣性委員會（State Biodiversity Boards, SBBs）暨中央直轄區生物多樣性理事會（UTBCs）全國峰會於9月6日在旁遮普邦昌迪加爾揭開序幕，核心議題鎖定於激活全國逾27.6萬個生物多樣性管理委員會（Biodiversity Management Committees, BMCs）。這場為期兩天的會議由印度國家生物多樣性管理局（National Biodiversity Authority, NBA）主辦，匯聚了來自全國各邦與中央直轄區的SBB主席、秘書長、資深官員、專家及科學家。
印度環境、森林與氣候變遷部聯邦部長巴普恩德·亞達夫（Bhupender Yadav）在會中強調，《2002年生物多樣性法案》經2023年修正案及2024年新規則強化後，已大幅完善治理框架，呼籲各邦與中央直轄區據此調整內部規則與執行機制。在惠益分享（Access and Benefit Sharing, ABS）層面，NBA已將超過2億盧比的ABS資金分配給農民、基層社區、BMCs、SBBs及研究機構，充分展現傳統知識與現代科學雙軌並進的保育路徑。旁遮普省長與哈里亞納邦環境部長亦分別就濕地保育、河川生態系統及農業生物多樣性發表談話，並發布NBA過去一年的成果文件。
這場峰會本質上並非典型意義上的「利益角力衝突」，而是印度在面對全球生物多樣性流失危機時，一場具高度戰略意圖的治理體系深度重構。理解此事件的關鍵，須從其背後的歷史脈絡與制度演進路徑切入。
一、《生物多樣性公約》框架下的歷史壓力與內國法化進程
印度是1992年《生物多樣性公約》（CBD）的最早締約國之一，但真正的法制化里程碑是2002年的《生物多樣性法案》。該法案的核心精神是為了防止外國機構與企業對印度豐富的遺傳資源及傳統知識進行「生物剽竊」（biopiracy）——例如著名的印度楝樹（Neem）與薑黃（Turmeric）專利爭議案。因此，NBA的核心職能之一即是把關外國實體取得印度生物資源的「事先知情同意」（Prior Informed Consent, PIC）程序，以及落實遺傳資源惠益分享（ABS）。然而，在中央立法之後的20餘年間，真正的治理瓶頸始終在基層——27.6萬個BMCs是否「實際運作」，才是這場峰會試圖破解的核心矛盾。
二、基層治理失靈的結構性成因
BMCs的設立初衷，是要讓「人民生物多樣性登記簿」（People's Biodiversity Registers, PBRs）成為社區層級的動態規劃工具，將在地生物資源、傳統知識與農業生態數據整合進地方發展決策。然而，長期以來面臨三大結構性困境：
三、莫迪政府「Mission LiFE」與生態文明的政治戰略
聯邦部長亞達夫在會中點名的「Mission LiFE」（生活方式與環境 Lifestyle for Environment）、「Ek Ped Maa Ke Naam」（以母親之名種一棵樹）、「Amrit Sarovar」（甘露池塘）及「綠色信貸計畫」，構成莫迪政府生態治理的「政策矩陣」。這些計畫表面上是保育行動，背後實質上承載著「印度教民族主義（Hindutva）環境論述」與南亞軟實力輸出的政治戰略意圖——透過將傳統知識、聖樹信仰（如菩提樹、榕樹）與現代保育框架結合，形塑印度在聯合國CBD、IPBES（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服務跨政府平台）等多邊場域中的話語權，並對沖西方主導的保育典範。
印度此次將27.6萬個BMCs提升至「功能性運作」的政策宣示，與全球生物多樣性治理的重大歷史節點形成鮮明對照。2022年聯合國CBD COP15通過的「昆明—蒙特婰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設定了「2030年前阻止並扭轉生物多樣性流失」的宏偉目標，而印度作為全球17個「超生物多樣性國家」（Megadiverse Countries）之一，其基層治理的成效將直接影響南亞乃至全球的生態韌性。對照巴西、中國、印尼等大國的保育路徑，印度的「基層委員會動員」模式具備獨特的草根動員優勢，但也面臨治理深度的根本挑戰。展望未來3至5年，可預見以下三種情境：
面對印度此波生態治理重構的戰略機遇與風險，建議採取以下行動佈局：
01 起因觸發：印度召開第16屆全國SBB峰會，宣布激活27.6萬個基層BMCs
02 一階傳導：印度本土植萃製藥、有機農業認證產業鏈迎來ABS合規紅利
03 二階擴散：外國藥廠與農化巨頭被迫加速印度遺傳資源合規重組
04 三階擴散：南亞與東南亞國家開始評估「印度模式」基層保育框架的借機可行性
05 宏觀終局：印度藉生態治理重塑南亞軟實力，並在CBD多邊場域取得更大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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