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Scott Bessent)近期公開宣稱,他已「聽膩了 K 型經濟的論調」,並主張當前美國經濟更適合用「C 型」來描述,意指中低階層民眾的經濟處境正在同步復甦,並非單獨惡化。此一言論迅速引發財經界與學界熱議,包括希爾頓酒店執行長納斯比特(Christopher Nassetta)也隨之附和,認為中產階級正迎來拐點。然而,NPR 報導深入剖析後指出,這場「字母論戰」其實是各方勢力試圖用單一字母簡化複雜經濟結構的話語權角力。
根據美國企業研究所(AEI)經濟學家史崔恩(Mike Strain)的考證,「K 型經濟」一詞最早於 2020 年新冠疫情期間浮現,意指「窮人越窮、富人越富」的極端分歧走勢。疫情期間的官方紓困與降息措施推升股市,使美國最富有的 10% 人口資產暴增,但聯邦刺激計畫退場後,貧窮率從 2021 年的 7.8% 急速攀升至 2022 年的 12.4%, 形成明顯的兩極化軌跡。新世紀顧問公司(New Century Advisors)經濟學家薩姆(Claudia Sahm)更以聯準會數據直指核心矛盾:美國前 1% 富裕階層掌握全國三分之一的財富,但底層 50% 人口僅擁有不到 3% 的資產, 這道鴻溝自 1989 年以來幾乎未曾縮小。
這場表面上關於「該用哪個字母描述經濟」的論戰,骨子裡是美國政商學界對於「貧富差距」敘事定義權的激烈爭奪。其核心矛盾並非單純的學術口舌之爭,而是涉及政治正當性、政策路線與階級代表性的深層博弈。
首先,從政治面來看,貝森特身為川普政府的財政要角,其「C 型經濟」論述具有明確的政治功能——試圖推翻「川普經濟只讓富人受惠」的負面標籤,並為減稅與關稅政策辯護。 透過將經濟描繪為中下階層同步回升的「C 型」,政府得以將敘事導向「全民復甦」,化解 K 型經濟帶來的民怨壓力。
其次,從商界與學界的對抗來看,財經評論員與左傾經濟學家堅守 K 型框架,因其精準捕捉了「資產價格膨脹 vs. 通膨侵蝕實質薪資」的結構性裂痕;而以希爾頓執行長為代表的企業領袖則傾向採用 C 型,因其消費數據(如飯店住房率)反映中產階級確實仍在消費。但這正是各方話術的盲點:當我們談論 K 與 C 時,究竟用的是「財富」、「所得」還是「實質薪資」? 史崔恩指出,若以通膨調整後的週薪計算,確實出現「低薪階層薪資成長、高學歷族群薪資下滑」的 C 型軌跡;但若以資產淨值衡量,K 型分歧依然嚴峻。
最後,從數據治理的權力結構來看,薩姆的批判直指問題核心:當每個陣營都挑選對自己有利的指標來「證明」經濟變好或變差,字母經濟學已淪為一種選擇性的敘事武器。 貧富差距的絕對值(不是相對變動率)才是真正該被監測的森林,但因過於複雜而不利於政治傳播,因而被各方刻意忽略。這場字母戰的真正贏家,是掌握敘事定義權的政治領袖與財經媒體,而輸家,則是試圖理解自身處境卻被簡化框架誤導的一般民眾。
這場「字母經濟學」之爭並非美國獨有,歷史經驗顯示,當一國貧富差距逼近臨界點時,政治領袖與既得利益者往往會傾向採用更「樂觀」的單一指標來重新框架現實,試圖延緩結構性改革的壓力。回顧 1920 年代「咆哮二○年代」後期,當時美國頂層 1% 掌握近 40% 的國民所得,最終在 1929 年股市崩盤中泡沫破裂;2008 年金融海嘯前夕,類似「K 型復甦」敘事也曾短暫流行,最終被次貸危機戳破。
對比當前情境,美國貧富差距雖未達 1920 年代極端水準,但前 1% 擁有 32% 財富的集中度,已是 1989 年以來的高點。在這樣的歷史座標下,我們可預期未來三種情境的演變軌跡:
面對這場字母經濟學的敘事混戰,各方決策者應跳脫單一字母的認知陷阱,建立更嚴謹的多維度分析框架。具體建議如下:
01 起因觸發:疫情期間聯邦紓困與降息推升資產價格,催生 K 型經濟論述
02 一階傳導:貧窮率從 2021 年 7.8% 飆升至 2022 年 12.4%,引發政策辯論
03 二階擴散:貝森特與希爾頓執行長聯手推動 C 型敘事,挑戰學界既定框架
04 宏觀終局:字母戰暴露數據治理缺陷,可能重塑美國總經指標的透明化標準
跨事件因果網路圖譜 3 驗證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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