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會長期以來依據憲法第一條第八款所賦予的「錢袋權力」（Power of the Purse）——亦即聯邦政府所有課稅、撥款與舉債上限皆須經國會兩院通過——正面臨近年來最嚴峻的體制挑戰。這項自 1789 年建國以來被視為「最能約束行政權獨大」的憲政基石，如今卻因府會分立僵局、黨派極化加劇，以及行政命令繞道預算等爭議性操作，遭到來自白宮與部分激進國會議員的雙面夾擊。
根據 Roll Call 報導指出，近年多項重大政策支出繞過傳統撥款程序，透過緊急授權、補充撥款與持續決議案（Continuing Resolution）等方式強渡關山，使國會實質審查權力遭到稀釋。過去兩年聯邦政府三度瀕臨關門危機，凸顯國會在預算協商上的內部分裂，已嚴重削弱其對行政部門的財政監督能量。此外，債務上限談判屢次淪為政治籌碼，而非理性的財政紀律工具，導致國際信用評等機構與債券市場對美國財政永續性疑慮持續升溫。
本事件的核心本質為美國三權分立體制下，立法權與行政權圍繞「聯邦預算主導權」所爆發的憲政爭奪戰，絕非單純的政黨惡鬥，而是涉及美國治理體系最根本的權力平衡問題。
從歷史脈絡觀察，「錢袋權力」源自英國《大憲章》與光榮革命的傳統，制憲先賢刻意將預算權交給民選的國會，以防行政權藉由國庫自肥。然而，現代國家的複雜性、緊急外交事件與國內危機頻傳，使白宮傾向動用「行政彈性」繞過正式撥款程序，這與國會的監督權形成根本性結構矛盾。
當前衝突可從三個層面剖析：
最終受益者與受損方的判斷相當微妙：短期內，行政權透過預算繞道取得更大施政自由度，看似為受益方；但中長期而言，若國會持續退讓，將動搖美國憲政體制的根基，並削弱美元作為全球準備貨幣的制度性信用基礎——這對所有市場參與者皆為負面外部效應。
對比歷史重大事件——1995 年柯林頓政府與紐特·金瑞契眾議長對峙導致 21 天政府關門，最終以國會預算權重新確認收場；2011 年歐巴馬與共和黨因債務上限談判破裂，穆迪首次調降美國主權評等；2018 年川普政府史上最長 35 天關門——皆顯示「錢袋權力」之爭雖週期性爆發，但最終皆以國會重新鞏固其核心權力作結。然而，本輪衝突的特殊性在於府會分立程度更深、黨派極化更劇，加上行政繞道國會的常態化，使歷史模式未必重演。
針對未來 12 個月發展，以下三種情境值得密切關注：
面對美國「錢袋權力」爭奪戰所衍生的系統性不確定性，市場參與者應採取分階段、層次分明的風險管理策略：
01 起因觸發：府會因邊境、國防、社福預算陷入極端對峙，行政權援引緊急授權繞道撥款程序
02 一階傳導：聯邦政府面臨部分停擺風險，數十萬聯邦雇員被迫無薪假，華府行政機能降載
03 二階擴散：主權信評機構對美國財政紀律發出負面展望，國債殖利率跳升，金融市場波動加劇
04 三階外溢：美元資產遭國際拋售，新興市場資金回流壓力升高，全球美元計價債務違約風險上升
05 宏觀終局：若衝突未解，美國憲政信用長期受損，替代儲備貨幣體系加速成形，現行國際金融秩序面臨結構性重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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