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國防軍督察長辦公室（IGADF）近日公布一份原未公開的調查摘要，披露部分澳洲SAS官員早已知道所屬士兵在阿富汗戰場利用「拋擲式栽贓」，把武器放到已死亡的阿富汗平民身上，再藉此將平民描述為戰鬥人員，以掩蓋不當開火。
這份調查由前國防軍參謀長、曾任SAS官員的Angus Campbell於2021年指示啟動，背景是2020年公開的Brereton Inquiry。該調查先前認定澳洲特種部隊有可信證據顯示，39名阿富汗平民及俘虜遭澳洲人員殺害；新報告則將焦點從基層士兵犯罪，轉向高階官員是否知情、是否制止，以及內部通報機制是否失靈。
報告明確指出，SAS內部存在「指揮失效」、紀律鬆散與領導責任不足，並非單純的個別失控事件。官員對已知或傳聞中的不當行為未採取有效調查行動，亦未阻止被廣泛知悉的拋擲式栽贓。澳洲國防部此前拒絕公開完整報告，直到本週才在網路上公布摘要。
這起事件的核心並非一般意義下的軍方與政府利益交換，而是軍事任務正當性與指揮官責任之間的系統性衝突。Brereton調查曾將多數刑事責任集中於巡邏隊長層級；澳洲SAS的巡邏隊長多由中士或軍士長擔任，並非授權官。這種責任切割，使基層作戰人員承擔了最高風險的道德與法律責任，卻讓更高層級的指揮官獲得相對有利的免責效果。
新報告顯示，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誰開槍」，而是誰知道、知道後做了什麼，以及誰有權阻止卻選擇不作為。官員在戰場上已掌握拋擲式栽贓的慣例，卻未能有效調查或制止；所謂「學習到的無助感」，反映高階士官影響力凌駕於尉官、少校等正式指揮官之上的權力倒置。
軍方主張，SAS的戰士文化並非不當行為的根源，而是讓少數人得以發生不當行為的環境。這種解釋在組織心理學上有一定效力，卻不能取代問責。高風險、長時間反覆輪派的小規模部署、累積的道德損傷、保密與封閉文化，以及對資深士官的高度依賴，逐漸削弱正式指揮鏈。若獎勵服從、冒險與服從更重要，那麼「不挑戰士官」就會被官員解讀為領導能力，而不是責任卸除。
更嚴重的是，指揮體系並未修正謊報。士兵以「轉移至具戰術優勢的位置」等迂迴語句，將被標記為「squirters」的平民描述為交戰方，使原本缺乏正當理由的攻擊得以套上交戰規則。這套語言被如此頻繁使用，以至於失去意義，並客觀上協助掩蓋不當行為。
報告指出，當監察制度被掏空、保密又被當成治理工具時，組織便會產生虛假安全感：領導層看到的是形式合規，而不是基層的真實狀況。軍方拒絕公開報告的長期立場，也使社會失去檢視調查完整性、外部監督及補救責任的窗口。
Brereton調查後的結果顯示，澳洲即使面對可信的平民死亡指控，若調查單位仍以「少數人犯罪、整體制度尚可」為核心，責任分配就容易向下沉澱。此次新報告把問題推進到文化與領導層，等同承認過去的問責框架並不完整。
整體而言，未來最可能出現的變化不是SAS立即瓦解，而是特種部隊透明度、尉官指揮權與士官影響力的重新平衡。澳洲也將更難以單方面以情報優勢、任務成功或作戰風險概括平民傷亡；未來每一次遠距武器使用，都更可能被要求同步提出影像、識別與法規理由。
01 起因觸發｜Brereton調查認定39名阿富汗平民及俘虜遭澳洲特種部隊殺害，澳洲國防軍於2021年再啟動SAS文化與指揮體系調查。
02 一階傳導｜IGADF新報告指出部分SAS官員知道拋擲式栽贓等不當行為，卻未有效調查、制止或修正虛假戰報。
03 二階擴散｜事件直接削弱澳洲特種部隊內部紀律、國防部問責機制與公開透明度的可信度，並提高國會、盟國及國際媒體的監督壓力。
04 二階擴散｜拋擲式栽贓與迂迴交戰敘述被納入武器識別平民的實務教訓，可能改變澳洲及盟國的交戰規則訓練、任務紀錄和指揮覆核。
05 宏觀終局｜澳洲將被迫在秘密運作與可驗證治理之間重新取得平衡；制度若成功透明化，有望強化其中等強國安全地位，若失敗則可能形成國際人權與聯盟信任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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